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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翼智庫「進步改革中心」（Center for Progressive Reform）的分析指出，白宮「已啟動或完成」文件中53%的政策。，这一点在Line官方版本下载中也有详细论述
过去十年间，我国在绿色发展领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碳排放强度下降34.4%，以年均3.0%的能耗增速支撑了年均6.6%的GDP增长。这一系列数据展现了绿色低碳发展对我国经济的深远影响和推动作用。12月18日，以“新质先锋 碳绿中国”为主题的新京报“2024零碳研究院绿色发展论坛”在北京举办。新京报零碳研究院发布了《2024绿色发展报告》（简称《报告》）。自2022年以来，新京报零碳研究院、贝壳财经已连续第三年发布相关研究成果。2024年，我国绿色发展已跨越初期的路径探索和试错阶段，进入政策与实践深度融合、产业模式快速成型的新阶段。国家顶层设计和企业创新实践相辅相成，推动绿色经济从理念走向落地，商业模式的成熟也进一步释放了经济与环境协同发展的潜能。《报告》指出，通过推动绿色制造和智能化改造，我国在确保经济稳步增长的同时，有效降低了资源环境的压力。这不仅彰显了绿色经济的潜力，也为全球应对气候变化树立了典范。在政策、技术与资本的多重驱动下，绿色产业正迈向更高质量的发展阶段。“如果将中国‘双碳’道路分阶段， 2024年是关键之年。”《报告》称，2024年前，我国的“双碳”处于概念输出、文化普及、路径探索、体系构建的阶段，如今已进入了产业实施、市场商业化运作、资本和投资发力的新阶段。新京报贝壳财经记者 白华兵 方静怡全面迈向绿色转型 绿色低碳产业已成经济增长新引擎2024年三季度末数据显示，我国绿色发展已从理念走向实践，成为推动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之一。二氧化碳排放量逐年下降。数据显示，2022年，万元GDP二氧化碳排放量下降0.8%，2023年全国万元GDP能耗相比2022年下降0.5%，这一降幅展现了能源效率的持续提升以及经济结构调整的显著成效。《报告》指出，随着能源结构优化和产业升级的持续推进，我国实现了经济增长与碳排放削减的双赢目标。这一趋势不仅表明绿色低碳转型的扎实进展，也为未来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奠定了坚实基础。从全球视角来看，我国的减碳工作在逆势中展现出稳步向好的态势。根据Carbon Monitor披露的数据，2024年前十个月，全球二氧化碳排放量同比增长0.5%，其中能源领域的排放增幅尤为显著，增加了1.28亿吨。中国在全球减碳努力中的表现尤为突出，得益于能源结构优化、产业升级和绿色政策的全面推进，其减碳成效在全球范围内具有示范意义。新京报零碳研究院通过行业分布数据发现，能源与工业领域仍是碳排放的重点。数据显示，能源领域二氧化碳排放量达44.9亿吨，同比略有增长；而工业领域的排放则呈现下降趋势，同比减少3.8%，展现了绿色制造和产业升级的成效。在能源结构中，煤炭消费占比降至55.3%，较2017年减少5.1个百分点。这一变化反映了中国在减少化石能源依赖方面取得的重要进展。与此同时，天然气、水电、核电、风电等清洁能源的消费占比快速增长，到2023年已达到26.4%。清洁能源的持续替代不仅优化了能源结构，也为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提供了坚实的支撑。《报告》认为，这一趋势表明，中国能源领域的绿色转型正稳步推进，为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和生态环境改善奠定了基础，同时也为全球能源低碳化转型注入了积极动力。值得注意的是，我国工业能源消费约占全国能源消费总量的三分之二，发电、钢铁、建材、有色、石化、化工、造纸和航空八大行业是碳排放的重点领域，共占全国二氧化碳排放总量的约75%。因此，传统高耗能产业的绿色化改造已成为推动工业转型的核心环节。“工业绿色化进程的加速，不仅助力实现碳达峰和碳中和目标，也为中国制造业的可持续发展开辟了新路径，彰显了绿色产业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驱动力。”《报告》显示。绿色发展产业痛点亟待解决 “拼绿”“漂绿”行为时有发生2024年，中国的“双碳”战略进入新的阶段。褪去概念化传播甚至炒作的外衣，绿色发展传导到生产的末梢，进入冷静得有些严酷的市场环境，众多产业开始接受市场的考验。就像潮水退去，裸泳者被发现一样，企业绿色发展面临的问题也一一显露出来。《报告》认为，企业的绿色响应机制还有待完善，绿色管理体系还有缺失。当前，绿色发展涉及三类企业。第一类是天生就很“绿”的企业，比如光伏、风电、环保产业，因为这些企业的目标就是生产可以推动绿色发展的产品和服务。因此，传统的既有生产方式还没有转变。第二类是天生就去“绿”的企业，比如传统能源、钢铁、水泥等污染性产业，因为这些企业一直在减污治污，其精力依旧停留在环境治理的层面。第三类企业是跟绿色发展不直接关联的企业，比如制造业、服务业等，可以选择绿色发展，也可以选择传统模式，而这样的选择取决于国家的绿色政策。这些企业中，除了一些全球性大型企业受制于国际国内各种规则要求强制披露生态环境数据，进行碳排放治理外，大部分还没能完全建立系统的绿色管理体系，而其从管理政策到绿色项目执行的体系也没有得到完善，绿色未能完全融入生产流程。《报告》提及，产业绿色化后产品市场渗透力有限，中小企业很难从中受益。绿色发展一方面要求推动一大批绿色产业的崛起，另一方面也需要推动传统产业的绿色化发展。这就需要让绿色赋能产业，以推动产品具有更好的市场竞争力。然而，绿色价值社会认可度提高受制于全社会绿色素养的提升和绿色商业体系的完善，以及碳普惠机制的成熟，这就使得绿色价值的市场接受度会有一个缓慢且持续的提高过程，短时间内企业需要以战略投资的心态去推动产业的绿色化。此外，对于绿色要素明确且具有商业化手段的绿色行为，比如企业碳配额的管理，可以进行市场化变现，但这种变现目前还停留在大型能源电力企业，甚至是企业集团内部不同公司主体之间的交易，中小企业很少能参与进去。因此，还需要进一步发现产业中的绿色价值，以及绿色价值的实现手段，让更多市场主体参与进去，推动绿色市场的繁荣。《报告》显示，绿色边界还比较模糊，“拼绿”“漂绿”行为时有发生。随着绿色低碳发展时代的到来，“群起逐绿”已经成为社会现象，从绿色产品到绿色会议，再到绿色赛事、绿色活动，无所不绿。这就引发一个新的问题，那就是绿色的边界到底在哪里？这种边界要从一个产品和服务上去界定，还是他们的全生命周期？从一个单个的产品，还是产品的生产环节与环境去界定？这解释了我们目前经常遇到的两种场景。一种是在一个很差的环境中生产出来了“绿色产品”，一种是在明明看见高能耗，甚至技术手段并不先进的车间，却通过购买碳排放额度实现了碳中和。当务之急是需要迅速厘清绿色的边界，对绿色违规进行惩处。有一个原则是不仅仅碳排放，所有涉“绿”生产都必须严格遵守绿色的额外性和唯一性，不能以排放转移、污染转移等方式来获得绿色标签和待遇。清洁能源发展壁垒未去除 产业环境在优化此外，《报告》还指出，产业上游生产占比很大，产业链减排任重道远。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产业分工已经成为市场经济最鲜明的特征。当前，众多产品都不是由一家或几家企业完成的，而需要庞大的产业链条。国际标准化组织（ISO）14064 对温室气体进行三个范围的认定，范围一是指企业生产过程中的直接碳排放，比如热电厂燃煤冒烟，范围二是指企业生产过程中的间接碳排放，比如生产用电，范围三是企业生产产品在进入车间前生产链上的间接碳排放。然而，当前众多号称实现了低碳甚至零碳的企业，其产品大部分的碳排放则停留在产业链上，甚至占到产品全生命周期碳排放的98%以上。而有些企业通过生产外移的方式，来规避碳排放在本企业的发生，从而规避自身的减排责任。因此，产业链减排任重道远。《报告》认为，产业环境正在优化，绿色发展走实向深，四大绿色趋势显露。2024年，中国以“美丽中国”和“绿色转型”两份纲领性文件为指引，一个场景一个场景、一个环节一个环节地推动绿色发展，产业向绿发展走实向新。《报告》指出，当前能源多元化体系正在成型。2022年，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三十六次集体学习时指出，要把促进新能源和清洁能源发展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要加快发展有规模有效益的风能、太阳能、生物质能、地热能、海洋能、氢能等新能源，统筹水电开发和生态保护，积极安全有序发展核电。2024年7月21日公布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指出，加快规划建设新型能源体系，完善新能源消纳和调控政策措施。2024年11月8日通过的《能源法》第三十三条对氢能的地位予以确认，其中指出：国家积极有序推进氢能开发利用，促进氢能产业高质量发展。2024年，正是因为国家对以氢能为代表的支持与认可，新型能源体系有了更多起支撑作用的赛道。其中，氢能的崛起势不可挡，相关商业化应用已在多个试点落地。《报告》认为，清洁能源产业环境正在优化。清洁能源的发展不仅事关我国能源的绿色转型，还影响到光伏、风电等行业本身的发展。然而，虽然近年来我国可再生能源快速发展，但影响清洁能源发展的壁垒还没有完全去除。当前，清洁能源产业环境受制于可再生能源电力的消纳。2020年以来，我国新能源电力中的风电、太阳能发电再次按下快进键，装机量从2019年底的4.14亿千瓦，突破到2023年底的10.5亿千瓦，增长了150%。其中，风电装机总量增长110%，太阳能发电增长将近200%。2024年上半年，全国风电发电量5088亿千瓦时，同比增长10%，全国风电平均利用率96.1%；全国光伏发电量3914亿千瓦时，同比增长47%，全国光伏发电利用率97%。2024年，国家发改委就可再生能源电力消纳发通知，要求各地将消纳权重落实到消纳责任主体。同时，通过微电网建设、大规模设备更新、发展新型储能、推动可再生能源制氢等措施，提高可再生能源的消纳比重，以此为产业提供可持续的外围环境。另外，在拓展可再生能源电力空间，优化发电布局上也在进行环境提升。“我国绿色市场机制正在完善。”《报告》指出，绿色产业一头连着传统产业，一头连着现代消费。经过多年来的宣传教育，公众的绿色素养已经有了很大提升，企业和个人都愿意参与绿色公益活动。从人们的衣食住行到投资理财，绿色都成为重要的组成部分。而这样的绿色行为正在被一些企业软件和区域性平台记录，从而形成个人碳账户，推动碳普惠机制的形成，进而推动绿色市场机制的完善。此外，我国绿色渗透力持续加大。12月2日，生态环境部副部长赵英民在2024中国金融学会学术年会暨中国金融论坛年会上表示，今后十年，是大力推进经济社会发展绿色化、低碳化，加快能源、工业、交通运输、城乡建设、农业等领域绿色低碳转型的关键时期。“要深刻认识发展绿色金融的重要性和紧迫性。”赵英民表示，根据相关研究机构最新测算，未来五年我国仅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领域的资金需求就将达到16万亿元，实现“双碳”目标需要百万亿级别的绿色低碳投资。在强化财政对美丽中国建设支持力度的同时，更需要大力发展绿色金融，创新政策制度安排，引导各类金融机构和社会资本加大投入，为美丽中国建设提供融资支持。因此，绿色渗透力将持续加大，最终推动各行各业的绿色变革。把握绿色底线原则 推动中国式路径成型绿色是中国式现代化中最鲜明的底色，这既符合我们的国情，又符合全人类的共同利益。如何把绿色发展推动好，关键还是产业。《报告》认为，我国必须把握绿色的底线原则，推动绿色产业发展。如果说，一段时间以来，绿色仅仅是大部分产业加分项的话，那么在不远的将来，随着碳市场的扩容和全球碳减排体系的建立，绿色则会成为各行各业的基准线甚至生命线。产业要发展，首先必须拥有排放权，产品要销售，必须具备“绿色通行证”。《报告》指出，我国必须降低绿色应用普及壁垒，鼓励绿色“百花齐放”。虽然绿色一旦价值化，就面临门槛的问题，需要把握绿色的唯一性和额外性，但是绿色需要分层级实施，给众多中小企业以参与的机会和平台。与碳核查不同的是，应该建立相应的公共适用性的碳管理开放平台，降低“谈碳”的门槛，让大家能够在这个公共平台上，记录自己的降碳行为和产品，并且价值化。《报告》还认为，我国应建设多元绿色评价体系，推动中国式绿色路径成型。当前虽然有了碳市场机制，但这并不能完整表达整个社会的绿色价值，包括生态、生物多样性、美化环境等。因此，在温室气体方面，应该加强碳排放体系的建设；在生态和生物多样性方面，应该发挥生态系统生产总值（GEP）评价体系的作用。同时，尝试建立个人绿色信用体系，打通与信用体系的评价通道，并且使其能够成为公民个人价值信息的一部分，从而能够享受社会的绿色便捷服务体系。赵英民表示，中国将加快推进全国碳市场建设，持续强化数据质量管理，不断丰富交易主体、品种和方式，积极做好全国碳市场扩大行业范围相关工作，建立以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为主体的碳定价机制，更好发挥市场机制和金融在经济社会绿色低碳转型中的作用，有效应对全球“碳壁垒”；开发并发布自愿减排项目方法学，完善全国温室气体自愿减排交易市场，推进排污权有偿使用交易制度建设。针对完善绿色金融相关制度，赵英民表示，要深化环境信息依法披露制度改革，提高披露质量，有效衔接企业环境依法披露和金融机构环境信息披露的要求，探索开展环境、社会与治理评价；全面推进环境信用评价，推动融资项目信贷评价与环保信用评价挂钩，建立基于信用评价的新型监管机制。SourcePh" style="display:none"，更多细节参见safew官方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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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19日，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二审公开开庭审理余华英拐卖儿童上诉案，并于当日宣判。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对余华英的死刑裁定依法报请最高人民法院核准。这起备受关注的拐卖儿童案终于迎来结局。背负17名被拐儿童、12个破碎家庭的悲剧，历经两年、四次审理，余华英最终被判死刑。把她送上法庭的是杨妞花。29年前，余华英把这名5岁的女孩从贵州拐走，卖到河北邯郸，价格是3500元。两年前，寻亲成功的杨妞花报了案，不到一个月，余华英落网。“我父母躺在坟头就是事实。余华英拐走我之后，我家人倾家荡产在找女儿。”12月19日，第六次和余华英在法庭上对峙时，杨妞花讲述了自己和其他被害家庭的经历。庭审从早上持续到下午，最后，她和数十位被害人家属一起，听到了意料之中的判决。离断余华英今年61岁，法院公开的庭审影像中，她瘦削，略微驼背，颧骨突出，一头短发灰白，常低着头。杨妞花能感觉到余华英这两年的变化。回忆起之前几次见面，杨妞花记得，余华英曾在第一次开庭时道过歉，“她说‘我也是没有办法才走上这条路，我也觉得对不起大家，但是大家不原谅我，我能怎么办’。”杨妞花觉得，余华英似乎曾想抗争。“她在庭外的时候一直哭，但一走到庭内就会抬头挺胸。”直到两个月前的重审一审宣判，杨妞花发现余华英有些变化，“她手一直在抖，垂头丧气，不再抬着下巴，也没有死死盯着我。”在被拐卖的众多儿童中，杨妞花无疑是特殊的一个。据余华英供述，1995年初，她在贵阳租住，“（来贵阳）就是找小孩卖到河北邯郸的。”半个月没找到合适的男孩，她盯上了租住在一楼的杨妞花。一天早上，趁大人出去，她对女孩说“带你去玩”，就这样把杨妞花带到了贵阳火车站。路上，杨妞花说“要回去”，对方就吓唬她：“把你从火车上扔下去。”她想上厕所也被拒绝，不得已尿了裤子，又被余华英踹倒在地。下了车，杨妞花被卖到邯郸姚寨村，成为一个聋哑男人的女儿。远在南方的那个家庭从此坠落。杨妞花的姐姐杨桑英回忆，妹妹不见之后，父母每天都在找。怕人贩子把女儿带走，两人卷着被子住进火车站，父亲也开始酗酒。这样的日子过了两三年，耗尽全部希望的父母相继去世。杨桑英从此跟着外婆生活。长大后的杨妞花也一直在找父母。她尽力拼凑着关于家乡的回忆，一点点打听，也向宝贝回家（寻亲公益组织）志愿者求助。2021年5月3日，她在网上发布了一条寻亲视频。事情很快有了转机，视频引起了上万名网友的关注，包括她的亲姐姐。2021年5月15日，杨妞花回到了位于贵州毕节织金县的老家。她本计划站在父母面前，看看自己和他们长得有多像。但那天，她翻了山，找到了一小堆坟。她跪倒在疯长的蒿草旁。杨妞花是余华英拐卖的第9个孩子。新京报记者梳理法律文书发现，1993年到2003年，余华英伙同自己打工时认识的龚某良，以及自己的丈夫王加文，先后从贵州、重庆和云南拐卖了17名儿童，涉及12个家庭。这些孩子多是五六岁的男孩，卖出的价格一般是四五千元，最高的12500元。其中五起犯罪中，余华英同时拐卖了同一个家庭的两名儿童。作案手法大同小异。余华英和龚某良每来到一个城市，都会一边租房居住、熟悉周围的人，一边物色目标。被她盯上的孩子，父母多半整日在外工作，有的摆摊，有的扫马路，余华英便以“买糖吃”“出去玩”为理由，将孩子带走，送到河北邯郸，通过中间人寻找收买人。多个家庭因此深陷痛苦。有父亲直到去世也没看到孩子回来，临终前嘱咐妻子“不要放弃寻找”。有的夫妻因此有了矛盾，离了婚，变卖了所有值钱的家当来寻人。有父亲跑到电视台登寻人启事，跑去四川、河南打听。有父亲把所有收入都用在找孩子上，打工赚到钱就去各地找，钱没了就再打工。“余华英把儿童当做商品任意买卖，严重侵犯被拐儿童的人格尊严和人身自由。同时给被拐儿童家庭造成严重伤害，致使亲情离断，难以弥补，有的父母为此身患疾病，甚至郁郁而终。”在最终的判决中，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这样描述。受审“我有一瞬间后悔了，我是不是不应该找家？渴望了那么多年的亲情，（到最后）什么都没有。”杨妞花总觉得，“事情不应该是这样的。”她决心让人贩子受到惩罚。2022年6月5日，杨妞花来到贵阳市公安局南明分局报案。警方立即立案调查，2022年7月1日，办案民警向阳告诉新京报记者，嫌疑人余华英已被抓获。指认照片时，杨妞花一眼认出了嫌疑人。“她的形象在我脑子里一直存在，窄窄的脸，外眼角往下耷。”“瘦瘦的”“颧骨高”“黑黑的”，很多被拐儿童都对余华英有印象。“中等身材，不胖不瘦，圆脸。”余华英也记得杨妞花。据报道，2023年7月14日，该案一审开庭时，杨妞花问余华英：“你还认得我吗？”余华英低声答：“认得。”当时，检方只查明了余华英的8起拐卖事实、涉及11名儿童。余华英当庭表示认罪认罚，但无力赔偿多个被拐儿童家庭的经济损失。2023年9月18日，法院判处余华英死刑。她认为量刑过重，当庭表示上诉。两个月后，该案二审开庭。被害人代理律师王文广曾透露，余华英一方提交了一份证据，“和她一同生活的男人出具了情况说明，证明2014年之后没有发现余华英再犯罪。但出庭检察员认为与本案无关，我们也认为无关，不足以成为减刑理由。”王文广告诉新京报记者，庭审过程很顺利，余华英虽然对拐卖11名儿童的犯罪事实没有异议，但不承认曾殴打、虐待被拐儿童。未等到二审宣判，公安机关发现了新的犯罪事实，案件被发回重审。这次，余华英身上的另外4起犯罪事实、被拐卖的另外6名儿童终于浮出水面。其实，余华英的犯罪道路比人们想得还要长。2003年之后，她又于2004年拐卖了两名儿童。那次，她（使用假名张芸）被云南省大姚县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八年，经减刑于2009年5月18日刑满释放。她在服刑期间写下一份自述，称自己原是云南鹤庆县白族人，出生在很穷的家庭，有两个哥哥、一个姐姐。她8岁上学，但只读了两年，母亲便去世了。余华英辍学，回家劳动。17岁时，父亲去世。21岁，她结婚、来到重庆，两年后生了女儿。而犯罪的起点也更早。据报道，在2023年的一审法庭上，余华英供述，1992年，她和打工时认识的龚某良生下一个儿子。但当时两人各有婚姻，无力抚养。通过邯郸的中间方，他们以5000元的价格卖掉了这个孩子。正义王文广曾在该案重审一审开庭时询问余华英，卖掉儿子后，是否想念过他。余华英答：“也想（念）过。”“那你有没有想过那些被你拐走了孩子的其他家庭，他们也会想念自己的孩子？”王文广继续问。余华英沉默。那次庭审，余华英最后说了一句，“我伤害了这么多家庭，希望法院从轻处理，给我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但王文广表示，“这么多起（犯罪事实）她都未主动、如实供述，检方认为，这不符合从轻处罚的情形。”今年10月25日上午，该案重审一审宣判。余华英再次被判死刑，也再次当庭表示上诉。很多被害人家属表示，虽然对判决结果满意，但余华英的持续上诉也伤害了他们的感情。“持续上诉是她的权利，也在意料之中。”在重审二审开庭前，杨妞花连续几天睡不好觉。“每一次开庭对我来说都是一种折磨，躺在床上就不由自主掉眼泪。”杨妞花在接受采访时坦言，“希望这是最后一次，我不想再面对她。”杨妞花计划，只要在庭上有发言的机会，就要把自己了解的全部被害家庭的经历都讲一遍，“没有一个是完整的家庭。”这几年，杨妞花也有了很大的变化。第一次见到余华英时，她心里全是恨，想要让她坐牢、得到严惩，“想硬碰硬，很担心会轻判。”第一次判决后，杨妞花的心突然放下来了，“掉泪掉了两分钟”，觉得父母终于可以安心，不再惦记她。后来，余华英一次次被重判，越来越多寻亲家庭团圆，网友也和她一起声讨人贩子，杨妞花心里的恨意虽然没有减少，但是她开始相信，正义很重要，正义也一直存在。“这不仅仅是杨妞花追究人贩子余华英的一场审判，更是正义与邪恶的较量，杨妞花不再是那个孤胆英雄。”重审二审开庭前，杨妞花的代理律师王文广并没有准备新证据，他对一审判决认定的证据很有信心，对二审维持死刑判决也充满信心。结果果然在意料之中。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认为，余华英主观恶性极深，犯罪后果极其严重。原判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定罪准确，量刑适当，民事部分判赔合理，审判程序合法。法院裁定驳回上诉，维持死刑原判。该裁定为终审裁定，将依法报请最高人民法院核准。“全社会都务必高度警醒，形成反拐共识，让天下无拐，悲剧不再发生。”一名检察员在庭上发言。数十位被害者家属到庭旁听，其间不少人流泪。有家属发言时难掩悲伤：“我就只有这一个孩子，偷走了，我一无所有。”有人注意到，余华英态度恶劣，时不时反驳律师。王文广透露，对于这次最终判决，余华英依然认为“过重”。不过，这大概率是杨妞花最后一次面对余华英了，持续两年的较量终于告一段落。但她的事业还没结束。杨妞花计划，未来要继续帮助寻亲群体，“既然选择了这条路，我会坚持走下去。”新京报记者 彭冲SourcePh" style="display:none"